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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政府责任

近日,《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政府责任”是我为此书写的译者序言。

 译者序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政府责任

在我翻译过的二十多本经济学著作中,这本译著的书名最长、作者最多。仅书名中就包涵了本书所要研究的三大问题,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自然资源诅咒”与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作者中包括了众多国际顶级经济学家,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乔治·阿克尔洛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著名经济学家乔瑟特·希兰、杰弗里·弗兰克尔、拉巴赫·阿尔扎基、凯瑟琳·帕蒂罗和马克·昆汀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Commodity Price Volati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Low-Income Countries)一书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自然资源诅咒”与低收入国家包容性增长,这三个人类社会正面临的重大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旨在帮助各国政策制定者,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来熨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破解“自然资源诅咒”之谜,推动低收入国家的包容性增长。

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政府责任

从理论上讲,大宗商品市场缺少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使其价格大幅波动,以实现市场出清。正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会引起生产要素在资源开采业、资源出口业与制造业之间频繁流动,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和摩擦性失业增加。政府在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方面负有责任。

一是减贫政策。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食品支出。如果粮食价格大幅上升,低收入群体可能选择减少饮食,或者消费那些缺少营养的廉价食品。加之,贫困者缺少应对风险的工具,不能有效利用资本市场,银行借贷能力普遍较弱。粮食价格上涨会造成全球贫困人群营养状况恶化,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永久性伤害。饥饿和营养不良还会减少个人潜在收入和国家人力资本,相关资料表明,营养不良问题会导致一个家庭减少50%左右的收入,致使一个国家损失6-11%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此,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尤其是财税政策调整,保护低收入群体是各国政府应当承担、也必须承担的责任。

二是再分配政策。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公众生活和社会福利。比如,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粮食消费者可能陷入贫困;粮食价格大幅下降,粮食生产者可能收入下降。同样,石油价格大幅上升,石油生产者和出口者可能获得更多收益,石油消费者和进口者可能面对通胀压力;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石油消费者和进口者可能从中获益,石油生产者和出口者可能蒙受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受益一方不可能自动补偿受损一方,因此,需要各国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干预,以保持国内经济正常运行和国内市场基本稳定。

三是逆周期政策。大宗商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强化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比如,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可能带来本国公共部门过度开支、私人部门储蓄不足、杠杆率上升、资产价格泡沫、本币汇率升值等问题;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可能造成本国公共部门支出减少,经济衰退、公司倒闭,失业率上升、政府债务违约、本币汇率贬值等问题。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职责。

二、“自然资源诅咒”与破解之道

从理论上讲,自然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在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通常蕴含着更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长期以来,“自然资源诅咒”阴影始终笼罩着世界。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曾经出现经济严重萎缩,比如,17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俄罗斯,二战后的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而另外一些资源贫乏国家却出现经济强劲增长,比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

(一)   关于“自然资源诅咒”的根源分析

一是税基效应。从理论上讲,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政府通过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就能够获得巨大收益,通过对本国石油和矿业的开采和出口就可以获取到丰厚收入。因此,税基问题通常被忽视,政府缺乏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激励。同时,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政府获得租金相对容易。如果缺少制度约束,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诱发政府的寻租行为,从而弱化制度质量,阻碍经济增长。相反,在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政府收入主要源于向企业或居民征税。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政府不得不重视税基培育问题,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扶植制造业,于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随之产生并发展起来。

二是挤出效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并通过挤出效应抑制经济发展。挤出效应包括对制造业的挤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对企业家才能的挤出等。关于对制造业的挤出,如果一国经济单纯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在资源繁荣或资源价格上升期间,会引致生产要素从制造业部门流向资源开采和出口部门。与自然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相比,制造业部门具有学习、积累和传承效应,承担着一个国家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培育的使命,制造业萎缩会降低一国的劳动生产率,制造业衰败会使一国经济失去活力。关于对企业家才能的挤出,企业家才能包括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价格上升会吸引一些企业家从制造业转而从事资源开采、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最终产生了企业家才能的挤出效应。关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在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投资是人力资本,在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生产和出口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无法得到相应补偿,降低了人们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意愿,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从而造成自然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挤出。

三是产权效应。自然资源存在外部性问题,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由于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困难,可能出现过度捕捞和过度放牧等“公地悲剧”。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实际占有,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动力。当产权关系无法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将无法避免,结果使自然资源以更快的速度被耗尽,使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衰落。比如,瑙鲁的许多岛屿是由富含磷酸盐的海鸟粪构成的,20世纪60-70年代,凭借着磷酸盐大量出口,瑙鲁人均收入居全球首位。但是,长期过度开采造成岛屿环境恶化,富饶的磷酸盐储地逐渐变成一片荒芜,瑙鲁经济随之陷入贫困。

发展经济学通常用“荷兰病效应”来解释“自然资源诅咒”。荷兰病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拖累了一国经济发展,经济学家常常以此来警示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20世纪50年代,荷兰因发现规模巨大的天然气矿而成为天然气出口大国,天然气开采和出口部门快速发展和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升,包括资本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入该部门,结果遏止了荷兰非天然气开采和出口部门的发展,造成创新动力萎缩,制造业部门衰败。并且,大量天然气出口还造成荷兰盾大幅升值,抑制了出口增长,最终导致荷兰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二)关于“自然资源诅咒”的破解之道

“自然资源诅咒”并非规律性命题,自然资源贫富与一国经济兴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成功地破除了“自然资源诅咒”,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挪威等。

一国的制度质量和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实,决定一国经济兴衰的并不是自然资源的贫富,而是一国制度质量的高下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制度和治理低效会通过税基效应、挤出效应和产权效应,削减经济发展潜力,降低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造成经济衰退。这不是自然资源的诅咒,而是对自然资源管理不善的诅咒,是对自然资源掠夺性使用的诅咒。制度不合理、产权不保护、法律不完善是寻租和腐败的根源、是制造业不能发展的根源、是自然资源被破坏的根源,也是“自然资源诅咒”的根源。通过改革开放减少政府的寻租与腐败,大力发展制造业、鼓励市场竞争和多元化发展,是许多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破解“自然资源诅咒”的成功之道。

换言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主要取决于其制度质量和治理水平。制度质量和治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能够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高效率部门,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制度质量和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生产要素会大量流向低效率部门,削弱企业家创新能力、降低人力资本积累动力,抑制经济增长。同时,当一国制度和治理低效、经济衰退、市场混乱时,不仅国外投资者不会来投资,国内企业也会去国外寻求发展机会,与此相伴随的一定是制造业衰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动荡。其结果会使政府更加依赖自然资源部门的采掘和出口部门,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三、包容性增长的三个维度及其路径选择

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包括机会平等增长、共享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等多个方面。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公平公正,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包容性增长的要义是要让人们在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包容性增长的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公平公正,让社会成员拥有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机会平等是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公平正义的重要理念,不管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亦即不管他们生来属于什么样的收入阶层,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享有大致平等的机会。机会平等原则包括竞争权利平等、竞争条件平等和竞争机会平。机会平等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机会不公则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包容性增长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每个社会公民都享有平等进入各经济社会领域、凭借自身能力、按照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竞争、并获得相应收益的权利。凡是具有同样潜能的社会成员都应当拥有同样的发展起点,以争取同样的发展前景。机会平等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有效的发展空间,通过激发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发展潜力,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第二个维度:包容性增长是共享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原则是非排他性,即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一部分群体(弱势群体)、一部分因素(环境因素)、一部分社会资本(公共道德)为代价,因此,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普惠的共享增长,是一种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增长强调经济增长要给每一个人带来利益,尤其是要让低收入人群受益。由于受到禀赋、家庭、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等先天因素的制约,以及分配政策、制度障碍和不完全竞争等后天因素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有人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状态。但是,贫困者在参与经济活动和分享发展成果方面不应受到政策、制度和权力的歧视。在当代社会,贫困不仅包括收入水平,还包括发展能力,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提高人们主动参与和自由发展的能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

第三个维度:包容性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既能实现经济的健康、低碳、绿色发展,又对世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贡献。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包容性增长还包括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为此,要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二)包容性增长的路径选择

一国的经济增长既可以是粗放型增长,也可以是集约型增长。粗放型增长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持续大量投入和产能不断扩大;集约型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突破和科技创新,包容性增长是指集约型增长。包容性增长不单纯追求增长目标而重视追求潜在产出能力。包容性增长主要基于长期视角,不仅关注收入分配公平,更关注生产性就业;不仅关注就业规模扩大,更关注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仅关注社会福利改善,更加关注个人自由发展。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机制,同时政府也应发挥建设性作用。包容性增长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让中小企业得到发展,让个人能力得到提升。

最后需要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是包容性增长的内在要求。进一步完善以公正公平为核心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平等增长、共享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基石。

王宇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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