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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真相与误读

最近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机会而非威胁,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市场发展的福音而非诅咒。为此,美国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为2000年以来最高。但在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不约而同地将一部分自由贸易支持者变成了自由贸易反对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都表示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此,“几十年来形成的美国关于自由贸易的政策共识正在瓦解。”

如何正确看待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至少需要厘清以下两个问题:(1)有两种观点是误读:一是社会精英支持自由贸易而普通百姓支持贸易保护;二是老年选民倾向自由贸易而年轻选民倾向保护主义。(2)为了避免误读,有两个观点非常重要:一是正确理解自由贸易与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正确理解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

一、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两种误读

(一)社会精英支持自由贸易而普通群众支持贸易保护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总体上是支持自由贸易的。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来说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在21世纪1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发生逆转,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支持贸易保护的人数显著上升。2013年以后,这一趋势再次发生变化,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数大幅上升,甚至超过 了20世纪90年代。

同样,自由贸易协定也得到了大多数人支持。不过,到了2015年支持与反对的人数比较接近。自2000年起的民意调查表明,53.6%的被调查者支持自由贸易。在2016年总统期大选期间,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率略有下降,但仍达51%,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依然以积极的态度地看待自由贸易协定。需要说明的是,民意调查的历史数据表明,在每一个总统大选年,美国国内关于自由贸易的支持率都会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美国选举制度有意无意地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激励。

(二)老年选民倾向自由贸易而年轻选民倾向保护主义

美国大选结果表明,伯尼·桑德斯赢得30岁以下选民的多数选票,比特朗普和希拉里加起来还要多29%,特朗普赢得30岁以下选民的选票又多于希拉里。对千禧一代的调查发现,只有27%的受访者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年轻选民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与其前辈相比,千禧一代(在1981-1997年出生并且在1999-2015年达到投票年龄的人)受到自由贸易的影响更大。在他们成年时,美国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6.6%,差不多是其祖父辈第一次投票时的三倍,是其父亲辈第一次投票时的两倍。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生活在 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的人来说,自由贸易是发生在“远方”的事情,而千禧一代则是与自由贸易联系最密切的一代。

美国青年一代是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的受益者,即使抽象掉文化程度、收入、性别、民族等众多可能影响个人利益的其他因素,大多数美国青年人仍然会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在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回答是好事的概率在18岁人群中达到峰值(为7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群中达到峰底(为52%)。

对于青年一代来说,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相反,在54-74 岁年龄段中,多数人认为,自由贸易会伤害或可能会伤害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婴儿潮那一代人更加反对自由贸易协定。

二、如何避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误读?

(一)自由贸易与自由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对于提高社会福祉的意义很容易理解,但建构现代自由贸易体系却是一件复杂的事。这种复杂性既破坏了自由贸易协定的透明度,又方便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者结盟。其实,他们结盟的目的并不是反对自由贸易理念,而是反对自由贸易协定。

在 1985 年生效的以色列-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共有7500字,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长达 200万字,是前者的266倍。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其中一些内容已经超越了关税壁垒、贸易保护,而涉及到市场准入、标准统一、生态环境、知识产权、健康卫生和国家安全等国内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增加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晦涩和复杂,不仅使人们望而生畏,而且使人们担心其中有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反对者,不仅有(1)像工会这样的传统保守主义团体,还有(2)像塞拉俱乐部这样的环境保护组织,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对野生动物植物和生物的多样性保护不力。还有(3)像无国界医生和乐施会这样的与公共卫生和发展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免费得到救命的药物。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但却对具体的自由贸易协定心存疑虑,哪怕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代表了美国利益,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二)自由贸易与自由主义

在大多数美国社会公众都支持自由贸易的环境中,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道理很简单:自由贸易在增加一国潜在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一国潜在风险,而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与风险承受者往往并不在同一行业或者同一个社区,为此,政府需要通过扩大补偿性支出为受损者提供保障。然而,美国政府支出并没有随对外贸易扩大而同步增长,美国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21世纪10年代要低于20世纪60年代。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在政府支出方面更是远远落后。如果政府支出的增长对于平衡自由贸易与社会公平矛盾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切都不足为奇了。就像寓言中那只温水中的青蛙一样,美国在经历了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和制造业衰退以后,矛盾最终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爆发。

正如戴夫·约翰逊所说:“自由贸易政策正在威胁着美国的工作岗位、工资、城市、地区和整个中产阶级。跨国公司和亿万富豪在自由贸易中获利丰厚,而普通百姓则没有得到太多好处。”美国贸易依存度上升与美国政府支出下降的矛盾是一些美国民众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贸易保护主义是政府在开放经济时代发挥作用的替代物。

还有一点很重要。从根本上讲,是技术进步压低了蓝领工人的工资,是进口替代减少了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但是,对于那些失业工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工作岗位的丢失,他们很少关注究竟是“外国工人”还是“机器人”替代了他们的工作。

三、简要总结

近年来,自由贸易让美国更加富有,但是,自由贸易的成本却未被分摊。也就是说,随着自由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使一些美国工人的收入下降、失去工作,政府的转移支付严重不足和远远滞后,未能弥合社会收入差距,而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则助长了政治极端化情绪。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既不是公众的自由贸易理念发生了变化,也不是青年选民转而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是美国财政政策没有能够弥合自由贸易和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所造成的冲击。(个人学术观点,与供职单位无关)

作者:卡伦·亨德里克斯( Cullen S. Hendrix)美国丹佛大学副教授。

译者: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

英文论文完成于2016年12月,中文翻译于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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