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也许现在有太多的浮燥和粗俗，才使优雅和精致显得如此珍贵；也许现在有太多的污染和混浊，才使清澈和明朗显得如此难得。

第一次见到邵滨鸿是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节日上，作为主持人，她优雅的谈吐、清新的形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与邵滨鸿相识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我曾在那里读博士后，她在那里工作，我们成了好朋友。现实中的邵滨鸿依然是那么优雅，那么明澈,她会给周围所有的人带来风一样的清凉，春一样的芬芳。

曾经邵滨鸿是中国电视访谈节目最优秀的主持人，拥有各个年龄段的粉丝；如今邵滨鸿华丽转身——成为《国际经济评论》的编辑部主任和世界经济学会的秘书长。这里贴邵滨鸿的一篇文章,从中你会发现一个如此不同的现代女性。

在我院纪念三八妇女节100周年会上的发言

一个女性的起步、抉择与希望

今年是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一百周年。我对妇女运动和女性事业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没有推辞掉院机关党委和妇工委交给我的这个发言任务，而我仔细想想，也的确感到，女性的命运在这一百年中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很值得加以回顾和探讨的，或许说一说我作为一个女性在这一时代潮流中的经历和感受也还有一点意义，所以，我想在回忆中选择三个时间点和事情来谈：那就是我在七十年代中的起步、我在九十年代末一次凸显了女性意识的特殊抉择和在新千年来临时对于祖国和个人的希望。

1976年，我中学毕业走向社会，到黑龙江“北大荒”安达草原的一个知青点插队。那时还不到17岁，几乎是到的第二天就立刻体会到了繁重体力劳动的艰辛。凌晨起来找到盐碱地中的绿洲，那是我们望不见边的玉米地，是我们主要的口粮。趟着晨露给黑土地除草，那草似乎不是一根根、一丛丛长的，而是一片片交织在一起，锄头使不上劲，就蹲着连拔带刨，时间一长腿蹲不住了，就开始在地里爬着干，收工时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开始可能是露水沾湿，后来就大概主要是汗水了。而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而且当时看来还要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就像我们的玉米地一样看不见尽头。而我当时担任团支书，自然应当比别人更辛苦，也更要挺住。

但青春就是青春。那时仍然有每天令我激动欢快的时刻：清晨出工迎接我的是太阳从草原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远处奔跑的马群，阵阵清冷的晨风扑面，与内心渴望自然美景的情愫特别呼应；夜晚打着手电读俄文，因为我中学期间一直跟着家庭教师学俄文，跟着哈尔滨的白俄老太太练口语，在俄文的朗读中能够感受到被文学和音乐陪伴和呵护的那种美妙；生活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内心也会多有些奇妙的幻想，超越现实的思绪飞翔。这些女性特点的精神历程，也是女性更喜欢从积极和建设的角度观察和感受事务，这可能也与我的爱好和关注有关，总之，艰苦的插队给我这个自然之子留下了不少阳光灿烂的记忆。

当然，如果这样长期地刨土度日地生活下去我真不知道会结局如何，我的许多同学甚至都开始感到了绝望。我是渴望读书，渴望一种新的生活。幸运的是，在我这样干了快两年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参加了77年底的高考，考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成为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不到半年，又通过教育部选拔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出国留学生。我现在想，如果没有时代提供给我的这一幸运机会，也就不会有我后来取得的进步。所以，我深感，个人的进步是和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社会的解放也就不会有个人的解放，同样也不会有女性的解放。

去年，我和家人特意去看了我三十多年前插队的地方，我不仅油然生起一种个人命运的沧桑之感，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过去的安达县城只有一条街，基本上都是泥土房子，而现在却有多条整洁宽广的街道、壮观的高楼和雕塑，且安达正在努力打造成中国的“乳牛之乡”，我们在那里吃一顿饭，菜肴丰盛、价廉物美，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人们生活的富足。

1999年5月，我面临了一次特殊的抉择。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后，央视东方时空领导给我打电话，说中央台很快要派四名战地记者去南斯拉夫报道，台领导问我是否能去，需要在两小时内答复。我自己内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有了回答：去。但我必须先征询单位领导的意见。我打电话给世经政所当时的所长，答复是他作为单位领导同意，但作为个人反对。这反对的原因，因为我是一个女性，又是一个母亲，家里还有一个幼小的孩子。这也是我第一次最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性别意识和母亲责任，孩子还小，又是过敏体质，身体不太好，如果我一旦出事，他怎么办？到战场去，个人可以无足惧，最放不下心的还是孩子啊。

但我又想到自己对央视、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也负有一种责任，那时我已经在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做了五年特邀主持人，采访了两百多位浓缩人生精华的海内外中国人，他们中有陈岱孙，于光远，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有耿飚，张爱萍，习近平，贺国强等政要；也有像徐虎一样的普通人。我感谢这份特邀主持人工作给我打开的广阔人生世界，使我见识了一批非常精彩的人物和优秀的人生。另外，我也知道自己是当时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会讲塞尔维亚语的记者，而南斯拉夫也是我留学数年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许多的朋友，我希望此行能向中国和世界做出客观真实的报道，发出诉求和平的声音，所以，答应去在我看来也是义不容辞的。我打完电话下楼正好走到央视一楼大厅，西墙上十几个电视频道几乎都在转播贝尔格莱德遭到又一轮轰炸的新闻，那些画面有许多是我熟悉的地方。看着眼前滚动着的浓烟笼罩的画面，我马上给央视领导回了电话，表示自己随时可以出发。但夜里回到家，看着等我不及已经熟睡的儿子脸上还抹着药膏，不仅又肝肠寸断，泪如雨下。我深深感到母亲的责任带给女性的一种很大的局限性，当然，决定已经做出，只能义无反顾。

然而，在出发前，第一批赴南的记者名单上并没有我，据台领导后来告诉，是当时负责外交的一位副总理看到了出发的名单，提出先让男记者去，女性暂缓。这也许同样是出于不到万不得已，要让女性远离战争危险之地的关爱之情。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我的性别。5 月6日晚，我接到了先期抵达南斯拉夫的央视记者打来的电话，他告知了他们的情况，还顺便说起所住的旅馆，说如果我与他们一起去，由于我和使馆比较熟，一定能住进大使馆，工作起来就会更方便，也更安全。但在第二天一早台里就来电要我尽快赶到央视，告知我驻南使馆被炸，而我的本家，也是同乡和朋友的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就在这次轰炸中遇难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深深感谢领导对于我、也是对于女性的关爱，而对冥冥中的命若琴弦也有一种敬畏之情。但是，也有一种遗憾，遗憾自己不能完全地像男性一样面对危险、共同承担，这种遗憾也许只能在今后的奋力工作中弥补。

一般认为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始，也有的认为2001年才是新千年的发端。而我有幸的是，在这两个时刻，我都是处在一个相当特殊的                    地方。1999年12月31日的午夜，我是在澳大利亚主持央视迎接新世纪的全球直播，在那里我带领着中国观众见到了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而在2000年12月31日的午夜，我是作为中国南极科考队人文学者的一员，伫立在巨大的纳尔逊冰盖的对面，一直等到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新世纪的来临是让人憧憬和希望的时刻。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更多地是想着祖国的兴盛和崛起，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一个参照系。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贝尔格莱德读经济学期间，那时的南斯拉夫可以说是社会相当安定和富有，记得孙冶方曾到南斯拉夫参观访问，他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埋下头来好好干五十年，能让中国人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了。”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国家分裂，战火连天，经济遭受重创，原来取得的许多成果都毁于一旦。所以，我深感没有和平也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也就没有繁荣。我衷心希望我们正在强大起来的祖国牢记这一点，永远不折腾，并在硬实力继续增长的同时也不断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而在软实力的建设中女性是更有作为的。

在南极迎接新千年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对个人的期望。可以说，家庭在我心里所占的位置一直还是很重的。我希望自己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尽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当然，我也希望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和热爱的事业。而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在82年从南斯拉夫留学回来之后，就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没有换过单位，社科院是我“唯一的雇主”，中间读研究生也是在本院。我在央视一度出镜较多，不熟悉我的人们常以为我就在那里工作，但我从未考虑过调动，一直是业余主持。而在南极的时候，我决定逐步退出荧屏。我的确认为，思想学术的工作比大众媒体的工作更深沉、更持久、也更为独立，我还是心系学术。我希望自己能在学术媒体和学术活动的组织上多作一些工作，从而促进思想学术的发展。我热爱十五年前自己参与创办的《国际经济评论》这本刊物，我目前担任着她的执行主编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秘书长，我觉得这两个工作也像是我的两个孩子，也需要自己非常投入，细心呵护。

最后，我想说一点从我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感想。

近百年来在男女平等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种工作和努力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社会的、基本的、即我们要继续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继续完善和建设确保男女机会平等的社会机制，尤其是要消除歧视乃至压制、虐待女性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可说是个人的、高端的，尤其是作为女性自身，我们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努力和男性一样在各个领域内建功立业，追求卓越，展现精彩。我们不仅要努力争取男女的机会和待遇平等，还要以自己的光辉表明配得这种平等。